中國古代活字印刷術新論
在中國古代的活字印刷中，以木活字居多，主要緣由是木活字制造較易，本錢較低，過去發現的西夏文、回鶻文活字都是木活字，其他著名的木活字印本除見諸文獻記載的如王禎排印的《旌德縣志》、馬稱德排印的《大學衍義》外，清乾隆中《武英殿聚珍版叢書》、萃文書屋《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即所謂程甲本和程乙本《紅樓夢》）等最為有名，至于占活字印本數量最大的家譜、《京報》等大多也是用木活字排印的。木活字的缺陷在于運用后由干濕等要素容易變形從而影響印刷品的美觀，保管時間不長（不過，這個要素似乎能夠疏忽不計，由于目前見諸記載的，活字被棄用常常并不是其保管問題，而是其他非技術要素）。

（程甲本《紅樓夢》）

金屬活字包括銅活字、錫活字、鉛活字、鐵活字以及合金活字等等，其制造大致有兩種方式，即鐫刻和鑄造。鐫刻活字以康熙末年設立的銅字館為代表。為了印刷《古今圖書集成》，銅字館總共制造了銅活字1,015,433個，《欽定大清會典事例》里明白記載了刻字的價錢，同時，還制造了大約18萬個無字的銅活字備用，據此知康熙時銅字館的活字是先制造（應該是鑄造）無字的銅活字，然后將文字鐫刻在上面。[32]至于王禎《農書》中所提到的“近世又有鑄錫作字，以鐵條貫之作行，嵌于盔內界行印書”之“鑄錫作字”，是直接鑄造錫活字還是先鑄造無字錫活字后再在上面刻字或者是先鑄造有字的錫活字后再鐫刻修描，現已無法考證，不過，在深受中國文化影響古代朝鮮，活字大多鑄造，因而采用這種辦法也應當是有的。

與雕版相比，活字最大的特性是一次性制造，長期運用，即便是排印同一種書，活字亦可“屢印屢換”，重復運用，這樣能夠用較少的活字排印大部頭圖書，通常準備二、三十萬個活字即可排印普通圖書，清康熙時武英殿銅字館制造了上百萬個銅活字，一方面是皇家財大氣粗，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為排印篇幅達10,040卷的《古今圖書集成》，需求很多組工人同時操作，故準備的活字較多；而乾隆中擅長理財的金簡僅僅制造了木活字253,500個，就排印出了《武英殿聚珍版叢書》134種2,400卷。僅僅從刻字的角度而言，假如可以長期重復運用，它花在刻工上的錢要比雕版儉省很多。另一方面，由于活字“屢印屢換”，因而排好的書版在刷印后必需馬上拆排以備后面繼續運用，因而，活字版是一次性的，不能像雕版那樣開端時印幾十部書，假如銷售好，再按需印刷，以后還能夠將版片租賃、轉讓。五代時四川毋昭裔雕琢了《文選》《初學記》以及《九經》、《諸史》，其板片入宋后其子孫還繼續運用，刷印書籍售賣，致使“家累千金”[33]。從印刷史上看，假如沒有戰爭、自然災禍和其他非正常要素的影響，假如管理得法，雕版能夠不斷持續運用數百年，著名的南宋刻“七史”，入元后版片存于西湖書院，后來經過不時修板，直到清嘉慶年間因江寧藩庫失火才被毀，其間不斷都在運用，刷印之書存世數量也十分多。宋代王淇在蘇州曾用公使庫錢刻印杜甫的集子，一次印刷達萬本之多。[34]19世紀初，英國傳教士米憐（William Milne, 1785-1822）曾對中國傳統的雕版印刷術停止過一番調查，依據他的結論，假如管理得法，在其生命周期之內，一副書板所印圖書的數量可到達六千到三萬部之多。[35]

從純技術的角度看，活字印刷是一種更先進的技術，但卻是一種更為復雜的技術，對工匠的請求比雕版印刷高得多，從活字制造到檢字、排字、刷印、歸字，都需求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工匠來操作。換言之，活字印刷關于工匠的請求更高，對專業工匠的依賴性也更強。由于活字能夠長期重復運用，所以在活字轉讓出賣或者租賃時，會呈現“字隨人走”或“人隨字走”的狀況。明隆慶時，福建人饒世仁、游廷桂在錫山準備用銅活字印行《安定御覽》，因財力有限，三年時間僅成非常之一、二，其后周光宙從饒氏手中購得半數活字，另一半活字為同鄉顧肖巖、秦虹川二家購得，于是周光宙與顧、秦磋商，并用其家藏舊本校正，繼續排印《安定御覽》，仍由饒世仁、游廷桂擔任排版，故周堂（光宙子）序后有“閩中饒世仁、游廷桂整擺，錫山趙秉義、劉冠印行”字樣，王重民先生剖析其原委說：“蓋饒、游既售出其活字，反主為奴，仍傭于是役”[36]。其實，這正闡明了活字排印的專業性，假如周光宙僅僅是購得了饒、游活字并與顧、秦合股，而沒有排字純熟的工人，也是不行的。活字印刷的這一特性，使得其在提高上很難與雕版印刷相抗衡。

（活字本《安定御覽》）

活字的優點是與其特性相關的，金簡在《武英殿聚珍版程式》所附奏折中首先就闡明了采用活字印刷的優點：

武英殿現存書籍核較，即如《史記》一部，計版二千六百七十五塊，按梨木小板，例價銀每塊一錢，共該銀二百六十七兩五錢；計寫刻字一百一十八萬九千零，每寫刻百字工價銀一錢，共用銀一千一百八十余兩，是此書僅一部已費工料銀一千四百五十余兩。

而采用活字印刷，則可大大儉省：

今刻棗木活字套板一分，通計亦過用銀一千四百兩，而各種書籍皆可資用，即或刷印經久，字畫糢糊，又須另刻一分，所用工價亦不過此數，或尚有堪以檢存備用者，于刻工更可稍為儉省。如此則事不繁而工力省，似屬一勞久便。[37]

不過，金簡并未將活字印刷在檢字、排字、刷印、歸字等環節方面比雕版高出的費用，也未計算雕版長期運用的潛在價值。

活字印刷技術的特性決議了其適用范圍。首先，活字印刷從時間的維度上看，是一種“一勞久便”的技術，一次制造活字、底盤及其他部件后即可屢次運用。但是，要做到屢次運用，就必需屢印屢換，即沈括所說“常作二鐵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畢，則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因而，它的適用范圍也就能夠大致劃出：

一、一次性大批量印刷更能展其所長：“若止印三二本，未為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為神速”[38]；

二、活字印刷能夠直接排版印刷，從而節約本錢。“常作二鐵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畢，則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39]不像雕版印刷前期“所費甚多，至有一書字板，功力不及，數載難成”。當然，這是有前提條件：活字是現成的；

三、活字印刷，乃“印書省便之法”，印版“屢印屢換”，能夠快速排印、快速出書，也能夠快速換印他書。因而，活字印刷特別合適快速出版、暫時出版。

固然活字印刷從技術上具有上述特性、優勢，也有一些特別適用的范圍。但是，一項適用技術，當其面向市場時，特別是在中國古代社會的特定環境中，假使可以順應中國古代社會的特性與市場需求，自能得到安康開展，反之，亦必然遭到局限，以至有可能成為其開展的阻力，而這一點，才是決議中國古代活字與雕版印刷技術誰主誰次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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